深圳的夜晚，闷热得像蒸笼。罗湖桥下，霓虹灯倒映在浑浊的河水里，像被打翻的胭脂盒。 阿霞蹲在桥墩旁边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高跟鞋拎在手里，脚后跟的创可贴已经被血洇透了。旁边几个姐妹在低声说笑，谈着今晚的生意、明天的房租，还有那些从香港过来的男人。说来说去，无非就是谁大方谁抠门，哪家酒店查得严这类话。 “霞姐，那边又来了一个。”小玲朝马路对面努了努嘴。 阿霞抬眼看了看，一辆银灰色的皇冠停在阴影里。车窗摇下来一半，露出一截雪白的衬衫袖口。她弹掉烟头，站起来，踩上高跟鞋的时候呲了下牙。 “你脚都这样了，要不我替你？”小玲小声说。 “不用。”阿霞拍拍她肩膀，“你看着点周围。” 她走过斑马线的时候，刻意放慢了脚步。皇冠车里飘出淡淡的古龙水味道，混着皮革和空调的凉气。车窗完全降下来，露出一张四十来岁的脸，戴金丝眼镜，保养得不错，但眼底有藏不住的倦色。 “小姐，多少钱？”男人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，带着点北方的卷舌音。 阿霞靠着车门，伸手理了理头发：“看你要什么服务了。快餐三百，包夜八百，过夜去香港加两百。” 男人打量她，目光从她的脸移到锁骨，又移到她裸露的小腿上。阿霞任由他看，嘴角挂着职业的微笑。这个时间点，这个气质，出来找流莺的，多半是来深圳出差的内地老板，手头宽裕，也懂规矩。 “上车吧。”男人说着按开了副驾的门锁。 阿霞犹豫了一秒。她通常不上陌生人的车，但今晚脚实在太疼了，而且这辆皇冠的后座宽敞，皮质座椅一看就很舒服。她弯腰钻进车里。 车子沿着沿河路缓缓开着。空调很足，阿霞手臂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她偷偷打量开车的男人——他的手指修长干净，手表是劳力士的，袖口的纽扣上刻着一个小小的徽章。 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男人问。 “叫我阿霞就行了。” “阿霞。”男人重复了一遍这个字，像是在品味什么，“这个名字挺亲切的。” 阿霞没接话。她见过太多这种客套了，无非是想让气氛没那么尴尬。她低头从包里掏出一支烟，刚要点上，想起什么似的问了句：“先生，介意吗？” “不介意。” 烟雾在车里散开，又很快被空调吸走。男人把收音机打开，音量调得很小，是邓丽君的《小城故事》。这个年代的歌了，但在这辆充满皮革味的皇冠车里，竟然一点都不违和。 “你多大？”男人突然问。 “二十二。” “不像。” 阿霞笑了：“那像多大？十八？三十六？” 男人也笑了，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：“像二十岁。” 车子在一个红绿灯前停下来。外面就是深圳河，对岸灯火通明，那是香港。阿霞看着那边的天际线发呆，她来深圳三年了，从没去过对岸。听姐妹们说，那边流莺的价码更高，但管控也严，而且本地地头蛇盘踞，外地的根本插不进去。 “想过去？”男人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。 “想有什么用。”阿霞把烟灰弹到窗外，“我又没证。”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像是在计算什么。绿灯亮了，车子重新启动，却没有按照阿霞预想的方向去酒店，而是拐上了一条小路。 “先生，这条路不对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 “你要带我去哪？” 男人看了她一眼，眼神很复杂：“带你去对岸。我有澳门签注，可以带一个人过去。” 阿霞的手下意识地握紧了包带。这是一个危险信号，她心里清楚。但脚底的疼痛提醒她，今晚的房租还差两百，小玲那边还欠着钱，而且——对岸的价码至少是这边的两倍。 “为什么？”她问。 “因为我需要一个说话的人。”男人说，“今晚不想一个人待着。” 阿霞没再说话。她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街灯，深圳的灯火逐渐远去，而河对岸的香港正变得越来越清晰。她想起三年前离开湖南老家时的情景，想起那个在火车站打她耳光的男人，想起自己跪在长途汽车站的地板上捡掉落的硬币。 所有的选择都源于一个欲望：活下去，并且活得体面一点。 车子在关口停下来。男人从后备箱拿出一个公文包，里面装着几份文件和一个黑色的卡包。他递给阿霞一张身份证：“拿着，等会儿说你是我妹妹。” 阿霞接过身份证，上面的照片是个和她的脸型有几分相似的年轻女人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攥着那张薄薄的卡片，跟着男人走向灯火通明的关口大厅。 她的脚还是疼，但此刻她已经感觉不到了。她知道，跨过这道关口，她就再也不是原来的阿霞了。可她不知道的是，这个带她过河的男人，也不是他表现出来的样子。 他们都会在今晚付出代价。 只是有的代价，需要一生去偿还。！